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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书我总也忘不了，尽管我没有读过它。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某省艺术学校，学校里有一位管理图书的老师叫杨春，听名字象是风度翩翩的女性，可他却是个老头儿，一个年逾半百的干瘪老头儿。不知是因为得过中风还是面瘫，他左半边前额上有三条抬头纹，左眉高高地跳出眼镜框；右半边前额则是光溜溜的，右眉深深地压在镜框里，压得右眼皮沉甸甸的，好像是用左眼观察世界，再交给右眼去思考，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他的神态木纳，反应迟钝，每次照面对他说声老师好，他总是毫无反应，要等擦肩走过两三步，他才突然转身给予应答。他做事顶真，课间常见他夹着一本发黄的硬皮书，往来于各个教室和宿舍，寻找那些借书逾期未还者。倘若哪个班级还没下课，他会耐心等在门口，认真地看他那本硬皮书。他对任何人都很谦恭，然而说话的声音却是咄咄逼人的，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因为他的音质太低沉、太浑厚，象牛叫，即便用最礼貌的言辞请你还书，也严肃得如同法庭的宣判。他孤独，好像全校师生中没有谁显得与他比较亲近。

　　有一天，全省文艺界在杂技场开大会，合唱团的演员们见到杨春都特别尊重，喊他“老前辈”，尤其那两位自称是他学生的著名歌唱家，一左一右把他服侍得像老太爷似的。这在学生中引起了震动，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不久，有关杨春老师的事，在同学中传开了：说他原来是合唱团的低声部演员，中国的男低音奇缺，他的声音在全国同行中无与伦比，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迟钝。合唱的魅力在于共性，需要和谐统一，而他常常会比别人慢一拍。在一次重要演出中，当指挥拚尽最后的力气，使整个乐曲在结尾的高潮中嘎然而止时，他却拖出了一拍，声音是那么洪亮，唱得又是那么认真，那么激情，引得台上台下一片狂笑，气势恢宏的交响合唱，瞬间变成了令人捧腹的闹剧。团领导迫不得已，忍痛割爱，把他调离合唱队，让他专搞教学。杨春对发声极有研究，加上其自身的示范效应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着实带出了一批高材生。一九七五年“大鸣大放”，杨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教学，等到运动转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他却贴出大字报，开始提意见了，幸亏合唱团的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没顾得上给他扣“帽子”。以后，就把他调到艺校来管理图书了。

　　上述传闻使杨春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了大起大落，有关他的笑话成了艺校的传统段子。然而，我依然觉得杨春老师有种神秘感，那本发黄的硬皮书他已经携带半年多了，象宝贝一样形影不离，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有一次，我走过图书馆，发现里面没人，而杨春老师的那本硬皮书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鼓起勇气，悄悄地推门进去，捧起书本翻看，它的题目是《速度与节奏》，作者好象是俄国的一个叫什么“斯基”的人，里面有些段落印有“五线谱”，估计是一本音乐理论专著。突然，书架后面发出了牛叫般的声音：“速度与节奏不仅是音乐的灵魂，也是人生的要素……”吓得我扔下书本，发疯似的逃出了图书馆。从此，我见到杨春老师，便增添了几分畏惧，好象我是曾被他抓住过的小偷一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漏网右派”的杨春自然难逃厄运，他白天烧锅炉，晚上进“牛棚”，合唱团里有几位他的门生，也把他拉去批斗过几次。但是，每次遇见他，只要周围没人，我还是习惯地说一声：杨老师好。

　　一九六八年底，工宣队进驻艺校，我们也成了“臭老九”。春节一过，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应征入伍。临走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到锅炉房打开水，碰到杨春老师，我告诉他我要当兵去了，他默默地注视我几秒钟，再看看周围没人，就从杂物堆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塞到我的手里，急切地挥着手说：走吧，快走！

　　回家后，我打开一看，正是那本《速度与节奏》。我不知道杨春老师为什么对我这样，他落难时我没帮过他什么，也没有能力帮他什么，只是在没人时叫一声杨老师好，仅此而矣。我想不管怎么说，他送我这本书总是一番好意，于是，就把它打入行李包，第二天登上闷罐车，开赴广西边境。

　　到部队以后，我们几个同学被分在某高炮师的师宣传队里，有任务集中，没任务就下连队锻炼，短短一年中，我先后下过三个连队，一个军事教导队。部队的生活紧张艰苦，何况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我怎么可能去阅读那个什么“斯基”写的《速度与节奏》呢？一年后，我被调到军区文工团，这才想起那本音乐专著，可是打开行李，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不知被我遗落在哪个军营里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趁出差之便，回家小住几日，临走的那天上午，我专程赶到母校看看。一踏进校门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杨春老师跳楼自杀了！本来上午十点钟就要开大会解放他了，昨天下午工宣队再次找他谈话，问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交待？杨春老师以为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他忐忑不安，彻夜未眠，终于崩溃了。清晨六点半，他爬上了教学楼顶……

　　尸体早就拉走了，围观的人群却迟迟未散，人们脸上神色惶恐。那个时期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所谓的“斗争策略”，召开什么“宽严大会”，即在开大会时突然宣布“揪出几个”、“解放几个”，追求一种强烈的戏剧效果，以震慑人心。围观的人大多是被叫来参加解放杨春的“宽严大会”的，而如今，大家面对的却是一滩干涸的血迹，以及用粉笔勾划出的杨春坠地后的人形。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找到杨春老师的家，狭小的亭子间凌乱不堪，他老伴儿失魂落魄地坐在床沿，一张四寸的照片贴在五斗橱的镜子上，周围用毛笔勾了个黑框，照片中的杨老师依然用左眼注视着我，用右眼在沉思…… 望着杨春老师的遗像，我真是欲哭无泪啊！他一辈子做事都慢一拍，唯独今天却快了一拍，我多想把老师送我的那本《速度与节奏》供到他的遗像前，可是这本书竟不知被我遗落在广西边境的哪座营房里了，我怀着无限愧疚，向杨春老师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一九八二年我要转业了，经联系，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一个是电视台，另一个是我的母校。文工团所有的战友都认为我该去电视台，但是母校已通过文化厅，抢先与军转办取得联系，达成了一致，盛情难却啊。眼看日期临近，我失眠了：电视台很有吸引力，但是人地生疏，而母校有一大批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各有利弊啊……一想到母校，就不免想到杨春老师和那本《速度与节奏》，突然，我象电击一般地从床上跳起来，离移交档案只有四天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当即给军转办写了一封长信。就在移交档案的那天早晨，军转办收到了我的信，根据我本人的最后意愿，把我分到了电视台。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电视作为新兴的媒体，步入了辉煌的腾飞时期，我有幸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