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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89年夏天来的深圳。一晃已16年，算来应是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了。

　　1989年的夏季无疑是个苦夏。记得6月底诺大的校园就只剩下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了。“几度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度过一段郁闷“没有烟抽的日子”，七月中办完离校手续，匆匆告别了校园，告别苦涩但依然面有温情和笑容的老师，离开春申江畔，来到了最南边最靠近香港的“特区”深圳。

　　初到深圳的印象并不佳，一出火车站，一眼望去象个破败的村庄，最高的楼是向西村边的一个三层楼的招待所，而且尘土飞扬。离开火车站，看到沿途的国贸大厦，国商大厦等高楼，感觉稍好，尤其到了一个早一年来深校友租住的金城大厦，20多层楼，那么高的住宅以前还没见过。房子虽不大，但一个月要2000多元的租金，隐隐觉得这个城市找钱应该还是比较容易，于是有了一种希望和期待。

　　第一份工作是在粤海酒店写字楼里的一间公司，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其实是一间皮包公司，总共才十几个人。90年代以前的深圳，皮包公司盛行，发财的多是握有批文的，走私贩私的，倒买倒卖的，但到89年生意已经难做，那一年来深圳的人都抱怨来晚了，钱都给别人赚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来深圳，无论如何都算是先行者，老深圳，如果努力外加一点运气，后面有大把的机会。深圳的无数事实也证明，只要你行动，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晚。

　　当时粤海酒店写字楼刚建好，很新很高档，坐在写字台前可看见罗湖口岸外香港的青山，感觉不错。但一个月下来，生意没做成一笔，老板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第二个月，主动请缨回上海推销一些计算机外围设备，结果白跑一趟，回到公司时，我知道自己大概该离开了。

　　89年的深圳，不惟生意难做，工作就更难找。我不想继续在皮包公司倒买倒卖，想找一分凭劳动或技能赚钱的工作，哪知道并不容易。我甚至到过当时还很偏僻的龙华找过工作，那里的山坳里已有些台资厂、港资厂，如北音电子，裕兴电器之类。记得有次从龙华找工回来，在中巴车上不知为什么与司乘吵架，我愤而下车，司乘突然拿铁棍追打，我吓得狂奔，速度之快，超过在学校跑100米，然后在远处捡起石头与他们对视。现在想起某名校毕业生1989年10月在布龙公路边荒凉的山坡上手握石头，一副愤怒青年的样子，还觉得滑稽。回到深圳，心情已大坏。

　　幸而这段郁闷的日子并不太长，12月份一家法国银行的深圳分行录用了我，使我在一个文明的环境休养和修炼了几年，并从此在金融行业混迹十余年，目睹了深圳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城茁壮成长为一个1200万人口的恐龙的过程，目睹了深圳金融业尤其是证券业的盛衰，目睹了无数英雄的崛起和倒下。

　　在某法国银行的工作还算顺利，虽然我不是学金融的，但到图书馆苦读了一个星期有关金融的书籍，一般的银行话语就能懂了，姓邓的行长瘦弱但为人很厚道，给我的工资超过了我的预计，而且对我特别重用，上班一个多星期就让我写credit proposal，第一份proposal paper 好象是写广州一家外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几百万美圆的Line，俺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花了一个晚上，工作到夜里12点，把报告弄出来，第二天交报告，邓老板很惊讶，看过后称“excellent”，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行里能写credit proposal只有他一人，其他香港人都不会写，希望我能写好，后来又找机会专门跟我讲解了财务分析的要点，什么liquidity、leverage、profitability之类，我的第一份报告据秘书说只是财务分析方面做了些改动，就直接发到香港去了，毕业以后第一次有了点成就感。那时深圳是全国唯一有外资银行的地方，主要有汇丰，渣打，几间日本银行（三和银行、东京银行、日本拓银等），四间法国银行（算上里昂信贷银行的代表处），花旗好象还没进来。当时在外资银行工作的本地职员并不多，深圳总共也就100多人，也没有什么是从前做过银行的。刚进银行不久就是圣诞节，四间法国银行一起搞了一个自助酒会式的Party，每年都会搞一次，四家行轮流坐庄，颇为浪漫，那种情调让人体验到一种温煦高尚的感觉。很可惜的是这些最早来深圳的外国银行后来不少纷纷又离开了深圳，包括这几间法国银行，去了上海北京甚至广州，深圳这方面的先发优势并没保持。实际上深圳的信用环境的确让外资金融机构生畏，企业寿命短，皮包公司多，处处都是陷阱，广东国际信托、中华自行车等公司倒闭让外资行损失惨重，一些留下来的银行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敢做些风险较小的进出口单证业务。

　　1990年的深圳GDP刚过100亿，当时一个分配到盐田港（当时叫大鹏公司）同学说一年只来一条船就可以养活整个公司了，他那年没等到船来就去了美国。现在盐田港一天可同时到港6条世界级的大集装箱船。90年深圳开始有了股票交易，好象最初在圆岭一带，第一只发展银行的股票就让不少人发了财，发展银行的股票最初是采取在政府官员中摊派的方式才勉强发行完。1990年的股市狂潮中让一些平头百姓发了财，更开创了中共官员不贪而富的先例。股票从此成为了深圳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可惜我当时躲在小小的法国银行，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发财机会多次擦肩而过。其实当时我们银行和万科、金田都有些业务关系，如做一些出口单证。万科、金田那时都还在和平路上，老王和黄汉清似乎都在往国外倒卖文化衫之类的东西，老王或许还进口点仪器设备之类。也许是有些对公司的了解或有些财务知识的缘故，当我路过红岭中路中国银行看到一元一股发行万科股票的广告时，颇为嗤之以鼻。哪知几个月后万科上市，第一天就涨到15元，非常之不严肃。更郁闷的是原野股票，当时我在银行给原野做一个1000万美圆的贷款报告，还专门带法国人去看了原野在南油颇有规模的牛仔布厂，原野彭董称其是亚洲第二大的牛仔布厂。贷款后来没通过（法国人还是厉害，没有给彭董轰隆隆的牛仔织布机蒙倒）。但彭董还挺厚道，发股票时还派人送上原始股票问我们要不要买。我们当时断然拒绝，倒不是觉悟高，只是银行都不敢给贷款，俺们私人的钱岂能送给他们玩。后来得知老彭卖了不少原始股给国内金融机构人员和政府官员。91年万科、金田、原野上市，股票炒到了天上，原野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外资股票，涨得尤其厉害，第一天就涨到20多，一批人又发达了，其中没有俺。

　　无论如何在某法国银行的那几年工作经历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段美好记忆，尤其是89年后能在那个有点与世隔绝的温馨小环境里学习工作，是我的幸运，同事都很Nice，工作气氛也完全不象外面传说的紧张，自己对金融行业的一些浅薄理解也基本是那几年积累起来的。当时具体的工作记忆不清晰了，只记得常坐中巴或打的去蛇口拿出口单证，押汇或托收赚点小钱。贷款非常难批，只做了一些准金融机构，如广信、特发财务等，还有一些贸易融资，如深圳粮油、冶金进出口等，而就这些公司，几年后也烟消云散了。到91年深圳开始发B股，外资投行热情来了，我也开始帮银行在香港的投行部门做事。那时可能是深圳金融业最有创新意识的时代，记得有一次我作为外资投行的代表在友谊城特区证券的会议室参加人行证券处张国庆召集的关于制定B股发行规则的讨论，外面是人声鼎沸的股票市场，里面是一些连P/E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无知无畏的年轻人，似乎有交易所的殷可，MBA刚毕业在特区证券的杨峻，刚从康佳电子到人行证券处的肖风等，这些都成了后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如日中天的人物。张国庆、杨峻更创立了曾经是中国最前卫的投资银行—君安证券，虽然君安证券和张国庆、杨峻后来都英勇地倒下了，但君安当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冲锋陷阵领袖群纶的风范业内老人还记忆犹新。21世纪的某年某天，我在去成都的飞机上，坐在经济舱的最后一排，旁边坐的人很面熟，一看正是张总国庆，好象是去成都谈什么生意，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深圳的那一代英雄或枭雄很多就象他那样消逝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消逝在江湖中，惟有他曾经的老对手王石同志还在7+2的征途上孤独前行。

　　92年初我转行到了一家外资投行，也是在那次B股规则讨论会上认识的香港过来的一位美女投行家，打的是分析师的Title，实际上是做中国业务的marketing，北大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当时外资比较盛行美女投行家做中国业务。她把公司董事约到深圳跟我谈，出了翻倍的价钱让我过去，也给了个分析师的Title。那是家在当时中国业务做的最好的外资投行。投行显然比商业银行来的辛苦，我们要到处打听拟上市公司的名单，写分析报告，出上市计划书，体改办，人行是需要重点公关的部门。那位美女投行家不但业务promotion有一套，而且看人眼光很毒，有次和她一起拜访完万科后，她对她的校友郁亮赞不绝口，称必有大作为。当时郁亮好象也刚到万科不久，主管股证事务，后来郁亮果然成了这家中国最大地产公司的年少掌门。

　　那个年代的生活细节已经记不清晰了，只觉得深圳并不是一个好玩的城市，除了赚钱，其它似乎都很乏味。城市里都是些写字楼，写字楼里是许多皮包公司，皮包公司里是各色各样的]生意人，除了写字楼外就是些农民房，厂房，还有就是几个政府建的住宅区，不象老城市那样有丰富多彩的层次，人们有各种各样交往的圈子。当时深圳的人们业余生活也比较简单，生意人多是去歌舞厅，我们则多是周末和同学去新城酒家或蔡屋围酒店喝喝茶，或晚上去湖贝村一带的大排档宵夜，平时则是白天吃盒饭，晚上看看香港电视，如“明珠9：30”，“劲歌金曲”等，当时是粤语歌的鼎盛年代，张国荣，谭永麟，许冠杰，梅艳芳，徐小凤等群星灿烂，还有离世不久的忧郁巨星陈百强。

　　刚来深圳的时候我住在蔡屋围新九坊，附近是一个乱烘烘的小商品市场，现在那里是深圳新文明的地标华润万象城；第二个住处是埔尾南的一个农民房，位置就在现在的中信广场。俺的旧居后来都成了深圳的顶级商业旺地，呵呵。到外资银行后，经济条件稍好，俺就到当时很远的上沙龙秋村租了一幢带院子的两层楼房子，业主去香港了。白天在新都酒店的写字楼上班，晚上坐中巴在福华路上狂奔，要穿过一段很长很长的黑黢黢田野，才能到达上沙村。现在福华路一带已成了深圳新的CBD，上沙村也已灯红酒绿，热闹非凡，连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万科的高尚住宅金域蓝湾就在附近。搞笑的是十几年前，新都酒店附近据说也是个灯红酒绿靓女云集所在，一个在美国的同学还打电话告诉我，说华尔街日报介绍深圳特区的文章提到了我上班的写字楼新都酒店，说那里莺歌燕舞，非常繁华云云，俺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好象也没有什么异常发现。金域蓝湾旁的上沙村，中信广场旁的巴登街，万象城旁的蔡屋围，村庄和城市，现代文明与“民俗风情”，似乎都已成了协调的风景。深圳到底是个城中村，还是村中城似乎已不重要。

　　现在是2005年的9月20日的夜晚，中秋节刚过去两天。我坐在书房里敲打这段文字，抬头正好可以看到蔡屋围金融区的璀璨灯火，一轮圆月挂在万象城上，中信广场的大屏幕显示屏一闪一闪，广场上的酒吧街和星巴克或许正有许多俊男靓女大资小资在饮酒赏月、品尝咖啡、谈论超女。时间过得真快，16年不知不觉已过去。记得1989年12月31日的夜晚，在要踏进九十年代的前几分钟，我和一个在康佳电子工作的同学，从康佳工会嘈杂的舞厅里出来，无聊地站在横跨深南大道上的一个人行天桥上，看着深南大道急驰而过的车灯，远处是深圳湾对面香港一侧边界线一道延绵不断的灯火，一些富家子弟在深圳湾酒店旁一个小游乐场的空地上放烟花。那时的深圳还很荒凉，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迎面是清凉湿润的海风。面对新年代的到来，我们两人都有些迷茫和不知所措。同学突然对我说：现在离一种高尚的感觉越来越远，我们要把过去那些济世经国的梦想扔掉，在深圳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打拼。这位同学后来辞职离开了康佳，和几个朋友白手起家创立了一家一度颇有影响的证券公司，打拼至副总裁，2000年突然激流勇退，回到上海，消失在大上海的人海之中。如果这个同学看到我这段文字，心里一定会笑我还象小孩子一样数说这些过去雕虫小计，甚至会问我怎么还混在深圳。的确对于我们，已无所谓什么更远大的追求，但对深圳这座城市我已有一种莫名的依恋，有了一种亲切感。她虽然没有北京丰盛胡同丹柿小院那种文化的厚重，也没有上海西区建国西路那另人心痒的梧桐叶子（原法租界），但许多深圳人去内地出差或旅游回来后往往还是觉得深圳好，深圳有相对好的城市环境，相对自由的个人空间，相对成熟的商业文明。虽然官僚机构的效率和城市的管理水平不如上海，但商业机构的服务水准可能是国内最好的，包括商场、酒楼甚至房地产商。比如深圳的物业管理水平就比北京好，当北京富强胡同四合院的高墙上还拉着难看的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时，深圳的高尚住宅大多已拆去了防盗网，用上了红外线。住宅也不再仅仅是个笼子，许多新建房子，如四季花城、纯水岸等，都已有了对人起码的尊重，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明和进步。深圳也渐渐有了些生活情趣，如有了物质书吧，丁当达等小书店，有了星巴克，纯水岸边还有了很纯正的意大利咖啡。

　　深圳毕竟年轻，象变化多端的万花筒，25岁了，也有了一些风韵，继续看着她成长变化吧。